1977年6月18日，在北京，华国锋与叶剑英与万里进行了一次意外的谈话，宣布他不再前往湖北担任第一书记，而是调任安徽负责工作。对万里而言，这不仅是职位的变动，更是一次重大调整。之前，中央本计划让他接替赵辛初在湖北的职务，考虑到万里在地方和中央的丰富经验和对经济事务的处理能力。但李先念提出，由于湖北的工作相对稳定，建议万里改为担任第二书记。由一把手变为二把手的调动意味着明显的降级。万里当时并未争辩，只表示服从。随后，他向邓小平汇报了此事，邓小平则认为万里能够独立处理事务，如果湖北已有安排，不如将他派往更为棘手的安徽。

经过讨论，华国锋决定让万里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及省革命委员会主任，要求他迅速上任，并专门为他安排了飞机。万里于6月21日抵达安徽，四天后正式出席欢迎会，开始面对一系列的挑战。安徽当时的局势并非仅是简单的干部调整，农业生产长期低迷，工业发展又缓慢，许多农村地区连温饱都难以保障。人民公社制度下的生产任务分解导致农民劳动积极性低下，虽有集体制度，但实际生产却缺乏活力。

万里没有急于发表长篇讲话，而是深入基层了解情况，频繁走访各县，询问农民最关心的事项，如耕种方式、粮食分配、养殖及销售等。他发现仅靠口号无法解决问题，遂在制定“省委六条”时，强调赋予基层一定的自主权，允许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生产责任，鼓励农民发展家庭副业。这项政策并非完全推翻既有制度，而是让各地在实践中寻求解决办法。尽管这一调整并不轻松，一些人担心过度放宽管理会影响集体经济，但万里的回应很直接：“先种出粮食，让大家吃饱。”这便是安徽改革的出发点。

1978年，安徽遭遇严重旱灾，农田减产，万里积极寻求对策，一方面请求中央调拨粮食，另一方面允许公社将荒地交给农民耕种，尝试帮助他们种植晚秋作物。这一做法被称为“借地”，引起争论，但解决了农民的生计问题。事实证明，只要责任明确，农民的积极性便能提高，试验显示肥西等地的产量和收入有所增长。这使得安徽省委认识到，单靠行政命令推动生产远不如将权责交给真正的种田人。

1978年11月24日，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秘密签署了分田到户的协议，约定完成国家任务的粮食后，剩余部分自主支配。尽管这种做法风险很大，万里不仅关注文件，还亲自去现场了解情况。第二年，小岗的粮食产量大幅提升，首次向国家交足公粮，农民对这些变化深有体会。

虽然有人批评这一做法偏离集体道路，主张立刻叫停，但万里却将小岗与其他地方的实际产量对比，认为只要不损害国家利益，基层的试验应继续。他向中央提交报告，建议各地区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，不必一刀切。邓小平支持这一观点，强调农村改革应关注调动农民积极性和粮食产量的提升。安徽的变革因此获得了更大空间，逐步扩展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这场变革并非源于一纸文件，而是在灾荒压力、农民试种和干部担责中逐渐演变而来。万里的作用，不仅在于敢于支持基层探索，更在于将零散经验整理为政策意见，使地方试验能够更广泛地推广。1980年，万里调回中央，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及国务院副总理，继续参与农村改革，并推动有关农村工作的政策边界明确化，人民公社制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。

在此期间，安徽农村曾流传着一句话：“要吃米，找万里。”这句质朴的话语记录了当时群众对粮食问题的真切体验。1993年，万里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，并于2015年7月15日在北京去世，享年99岁。此时，安徽农村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而那份改变命运的分田协议，至今仍是小岗村改革历程的重要见证。